而从受封者而言，得到许多土地和人民以及礼器（这些意味着可以持续生殖的财产和权力），那是最大的赏赐。

尽管这些老一辈学者的某些具体论述、结论和诠释因其所存有的历史性局限而业已过时，尽管他们的另一些具体论述、结论和诠释也仍颇值商榷，但是，他们的上述巨大历史性贡献，作为人们对于《周易》经传认识的一个重要里程碑，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。我们认为，《易传》之给《周易》所带来的深刻变化，就学术层次而言，实际上就是一种由术到学的根本性跃迁。

当然，因《易》本系卜筮之书，也因科学发展水平之限制，古代虽正统学人亦大都不弃《易》筮。由《易》所引发的这股学术洪流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探至理而及小道，几乎波及到了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，于各种理论、学说无不综罗、吸纳、整合。进入专题： 易学 。这种反思是极为必要的，它是当今易学研究深入的基本标志之一。对于两个基本易学派别，我们皆应如前面所论述过的那样，站在哲学诠释学的立场，从易学发展长河的宏大视野上，以哲学史家、思想史家的眼光，来审视、评判之。

而在易学的术这一层次中，除却占筮之术外，尚存有另外一种术。(一)《周易》古经的学说架构 古经是一部卜筮之书，大致问世于西周初期。春秋时期，礼坏乐崩，在礼制方面基本上存在三种情形，一是旧的传统礼制还有相当大的市场，被不少政治家、思想家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。

帝观念的形成，与祭祀活动的内化有关。对民的态度，敬德慎罚要实行德治，就须以天下为公器，惟贤是择。正是凭借天命观念，商纣王自认为我生不有命在天乎。

可是周一直是个地不足百里的小邦，其实力远不能与邦畿千里的大邦殷相抗。……没有那些敏感的生命主体深入其所处的特定时代环境，并以其在这种特定环境下的独有体验为基础进行历史的反思，就不会有所谓的‘哲学的突破。

得其民有道：得其心，斯得民矣。二、轴心时代产生前的文明发展程度与思想资源。对于万邦、万国字样，我们当然不可过于拘泥，不能将万视为实数。这虽说有顺乎自然、天定的成分，但也是一种人为的规定。

严格意义的历史学是无徵不信的，但中国有可以徵信的历史不过三千多年，三千多年以上的历史便归为传说时代，传说中固然有许多粗率、虚妄的成分，但披沙拣金，往往见宝，只有我们多用些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的功夫，我们便可以从传说中探寻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。傅筑夫先生认为，殷人迁移无常系旧都邑不能继续生存，必须改营新的区域。从当时的人口分布看，中国上古时代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，人口相对集中于黄河流域。锄耨以垦草莽，然后五谷兴，以助果【】之实。

这时，在思想领域中天命、德治、礼治三个观念有特别突显的地位。只是他们的历史观各有不同而已。

17庄子说：物得以生谓之德（《庄子·天地篇》）、帝王之德配天地（《庄子·天道篇》）中国先哲们从万物一体的观念出发，以为无论是人，还是动物、植物，作为生命都有其生存权，而能生养万物便被视为有德，天地生养了万物，这可以说是天地的大德，而帝王以其权力在广大的区域中推行保护众生的制度（王制），可以说是代天行权，所以说帝王之德配天地。在此基础上，商品经济在希腊得到迅速普遍的发展，这一重大的历史因素破坏和摧毁了氏族制和贵族制，创立了城邦民主制度。

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，从铁矿的冶炼开始，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。因此，当一个受世人尊敬感激的人物去世后，人们有可能将其尊敬感激部分地转移到其近亲身上去。而他们在不可避免地面对许多社会矛盾之外，还要面对相当严峻的自然生存环境的挑战。德又大者，方伯、连帅之类，又就而听命焉，以安其人，然后天下会于一。文化的基因，与生物遗传学所说的基因不同，它不能直接成为科学实验的对象，而只能通过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它。依摩尔根的分期，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是人类的童年时期，为了在大猛兽中间生存，人们不得不住在树上。

……就聚落规模而言，60 年代河南洛宁韦寨村是当地最大的村落，它全部建在一个仰韶文化遗址上，相距不远的西王村老寨，仅占二十余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遗址西北角的一部分。儒家祖述尧舜，孟子更是言必称尧舜，这是因为尧舜时代是原始共产制的全盛时期，那时人民有较充分的民主权利，尧、舜是最高统治者，同时也是民意的集中体现。

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华夏地区人口渐众的史影。这是对原始时代圣王品德的颂赞，生养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，作万物的首长而不对它们宰制。

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，黄河流域气候条件的挑战，是向居住在那里的人民集体的挑战。唐代柳宗元在其著名的《封建论》中说：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，草木榛榛，鹿豕狉狉，人不能搏噬，而且无羽毛，莫克自奉自卫，荀卿有言：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。

管叔、蔡叔联合殷商旧贵族叛乱，周公统兵平叛后，一面强制殷商旧族分迁各地，一面将周人的天命观念灌输给殷人。文化的进步，是随史官文化水准的不断提高而进步的。因为上古时代的天下万邦反而形成一种矛盾的相对平衡，任何一个氏族或部落都不可能包打天下。大宗为君，故云‘宗之君之，而小宗为臣，变作附庸。

……亲亲以三为五，以五为九42 ，至矣，无可复加矣。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，必偃。

37这种舆论一方面在于坚定周人及其友邦的信念。另一方面，儒家又盛称汤武革命，认为君主若德不称位，甚至残虐臣民，臣民有革命的权利。

然而仅据字形猜测，不免迷离恍惚。凡此皆说明周人的德治政策。

正是这种文化精神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诞生，影响了中国上古时代的灿烂文明和辉煌文化。河南浚县大赍店一带的淇水沿岸，现在有15 个村落，截止到60 年代初，已发现了11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鲧、禹治水与随后早期国家的形成有其内在的联系。皇天既付中国民，越厥疆土于先王，肆王惟德用，和怿先后迷民，用怿先王受命。

但是如果考虑到下面的事实：纪元前人口增长率极低，基本上长期维持在生死平衡状态的增长率水平。49 《两汉思想史》卷三,第230～231页。

又谓:《武顺》等篇为兵法，亦是周人手笔。[8] 上已言及，由于当时农业生产工具简单原始，只适合在冲积平原上耕作。

在孔子之前，作为观念形态的德、礼、孝、仁等概念就已存在，而这些概念的产生又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。中心氏族由于四方来贡，而财富迅速积聚，因而促进了社会分工，得以在相当规模上发展手工业和建立常规军。